这一成绩部分要归功于佛山地方政府在市、镇、区等各层级进行的制度创新。

9月26日上午，在上海第七届参事国是论坛上，自贸区方案制定的参与者之一、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表示。三年以内，自贸区内的金融机构其管理方式是各个金融主管单位出台指导办法，原则范围内各个金融机构自行探索，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深化的过程，并非一步到位。

但这依然不是故事的全部。事实上，一些业界人士认为，自贸区利率、汇率自由化、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等金融开放，其本身存在悖论：市场认为，解除利率管制和实施自由浮动的汇率，是完全放开资本账户的重要前奏。支持股权托管交易机构在试验区内建立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业界分析，前期涨幅过大原因之外，金融改革首批细则没有那么快出来可能是主因。自贸区资本项目放开的大方向终于明朗。

但与之配套的制度机制，包括相关法律框架体系缺失，这需要自贸区逐步进行探索和完善。鼓励金融市场产品创新。热钱真正的危险性，在于撤离的时候会引发资产价格跳水乃至金融危机。

同时也必须回归现实，因为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也是渐进式改革。改革不是革命，注定不会是浪漫主义色彩，而是充满复杂利益博弈的渐进式序曲。正如王新奎所言，由于长期以行政审批来管理经济和投资准入，各种法律法规措施文件汗牛充栋，以及不同地区有投资准入差别、不同项目投资准入要求不同，如铁路、核电、港口，外资民企进入有条件，这些问题理清楚要很长时间，部分甚至要以中央改革的进度才能确定哪些方面真正可以先行先试。改革固然值得期待，但必须以理性的视角去分析。

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在条件不成熟时过早开放资本账户。还要看到上海自贸区改革的艰巨性在于官僚体制的复杂性。

这也预示了方案推进过程中的协调成本和时间成本。而目前自贸区管理的细则出台缓慢，亦凸显政策博弈之困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设计者之一王新奎将之形象地表述为监管长一寸，审批减一寸。以可能的风险来拖延改革，很容易奏效。

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过程，而非类似英国伦敦在80年代的第一次金融大爆炸（Big Bang）一是对外大量举债以弥补国内巨大财政赤字，庞大的公共支出，迫使用巨额的外部贷款填补越来越大的财政窟窿。它们既降低了国家政府的公信力和调控经济的能力，也使国家丧失了经济主导权，使国家经济过分依存于国际市场。从十九世纪中期后，阿根廷政治趋向于稳定，国家最终实现统一，并大力开展铁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革新，为外国投资和出口型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过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下，阿根廷的外向型经济再遭巨创，直至采取新的改革措施，促使国家初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份数据表明，阿根廷当时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化。

对于一切市场主体的经济体来说，"中等收入陷阱"都是不可回避的规律性现象，但却可以在采取有效战略和措施下逾越这个阶段。阿根廷在1964年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8000美元，但2002年又剧降到2000美元，几经反复，又回到2008年的8236美元。

1914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阿根廷的公共外债为7.84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则达到32.17亿美元。由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到较高的劳动力成本，由较低水平的科技创新能力上升到较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水平，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受限于这个国家或经济体的体制机制元素和发展规模、水平与层级，其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幅度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并非总成正比，当这种差距越明显的时候，就越容易产生"中等收入陷阱"。在那些进入市场化的国家都须面对这样一个阶段：劳动力成本上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经济、社会和政治等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劳动力成本上涨和科技创新能力低下的结构性矛盾挑战，从而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后陷入停滞状态。三是对外资彻底开放和贸易自由化，使国家经济命脉落入外国资本手中。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了电、电话、公共有轨车、覆盖的下水道、铺好的街道、装饰美丽的公园以及受到外国建筑影响的新型建筑物。在这段时间，阿根廷成为拉美国家中首屈一指的富国，在世界富国中也据有一席之地。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上一切市场主体的经济体必经的一个发展阶段。1914年人均收入与德国、荷兰持平，高于瑞典、瑞士和意大利。

同时，长期受到保护的民族企业多数还处于发展的幼稚期，难以抵御贸然开放带来的外国企业和外国产品剧烈冲击，大批民族企业破产或被兼并，民族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至今没有完全复苏。但集权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市场成熟度很低，政府管制彻底放松而市场自身调节机制和市场秩序尚未有效建立，导致了财政负担加大、外国资本垄断市场、金融风险凸显、分配不公更趋严重、经常账户赤字加大和国际收支恶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到20世纪大萧条前夕，阿根廷经济发展经历了黄金时期。随着外部经济环境趋好，阿经济迅速强劲复苏，连续4年实现年均9%左右的快速增长，2011年，阿根廷人均GDP首次突破一万美元，达到10640美元。

阿根廷原本实行地地道道的欧美民主制度，在这一政治体制下，其经济稳定发展，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繁荣，但在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后，随着革命风潮的降临，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导致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并使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这一格局作出根本改变后不久，国家经济就又恢复高速发展，人均GDP也回归较高水平。其中，南美第二大国阿根廷被认为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阿根廷在这一时期的进步和繁荣，一般认为有多方面原因。二是采取联系美元的汇率制度以控制通货膨胀，但阿根廷并不具备足够的外汇储备作为基础。

从阿根廷的例子中，我们可知："中等收入陷阱"是对国家发展过程中一种现象的客观描述，虽然只体现于东亚问题的报告中，但对描述世界各国都适用。相反那些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长期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科技创新能力薄弱的恶性循环里徘徊，寻找不了一条适切的转型和突破之路。

积极解决债务问题，实现有利于阿恢复经济发展的债务重组。  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虽然针对的是东亚国家问题，但人们还是将目光转向了那些具有相似性质和特点的国家。

1922年人均外贸额在世界上排名第3，仅次于荷兰和比利时。而且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政策的改革和调整，必须从经济现象看到其背后的政治、社会本质，从而提出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在内的全面性的解决方案。

基什内尔和其妻子克里斯蒂娜执政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实行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严肃金融纪律，增收节支，鼓励出口。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都成为阿根廷经济繁荣的最直接的动力，也为阿根廷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从而扩大了国内消费，为经济发展进一步夯实了基础。换言之，虽然"中等收入陷阱"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提出的，但却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本质意涵，在表面的经济停滞下富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乃至是上述因素的综合。只有不断改善这个国家或经济体的体制机制以及发展规模、水平和层级状况，才会为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使其足以支撑劳动力成本上升，创造根本动力和条件。

与此同时，阿根廷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为解决内部问题而引入外部力量，但外部力量的介入带来了更为致命的冲击。阿根廷经济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它在20世纪的头二十多年里，一直处在当时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但随后由于国家战略的变化，从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泥潭，然而一旦国家战略再次出现调整，又能显著改变既有状况，向着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有力地迈出步伐。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1869-1914年间阿根廷的城市人口翻了一番，53%的阿根廷人居住在城市，其中25%住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政治稳定代替了混乱，并依照最标准的自由主义原则行事，虽然仍保留了东方式专制主义的底蕴。城市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享乐。